任正非再谈基础研究,对芯片意味着什么

目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更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投入总量看似很大,但是单个项目投入强度不足,长期积累下来看似什么都有,实际上真正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与其面面俱到“撒胡椒面”,不如在关键核心环节占据高地,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与其苦苦追赶,不如在某个领域掌握核心科技,等待产业链成熟并用上该技术。

“我们公司为什么要搞基础研究?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传统的产学研模式,赶不上市场需求的发展速度。”

1000 - 任正非再谈基础研究,对芯片意味着什么

8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题为《如果有人拧熄了灯塔,我们怎么航行》的任正非在高校座谈时的发言纪要,“基础研究”在文中屡屡被提及。

当下,华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在这篇文章中,任正非并没有着墨于芯片本身,而是聚焦在基础研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回归基础科学

不得不承认,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曲折中前行,似乎陷入了一个被无限向上追溯的困境:

发现芯片被卡脖子后,芯片设计领域有了华为海思“一夜转正”,但随后发现:还需要代工领域突破;当中芯国际攻坚芯片代工制造时,却又发现:需要设备环节突破;当中微公司、北方华创在这方面有所收获时,却又发现:设备核心零部件又身不由己;当零部件也有所进展时,又发现:芯片材料还是被卡脖子……

芯片的来源是硅,也就是砂子,这正是地球上最不缺的东西。但要想“点石成金”,背后却是无数基础研究的不断钻研。

正如任正非高校座谈会谈及,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十年后变成5G的熊熊大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发表的一篇钻石切面可以散射无线电波的论文,20年后美国造出了隐身的F22;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又如现代化学的分子科学进步,人类合成材料可能由计算机进行分子编辑来完成,这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技术变化。

信息化发展进程更是如此,比如一部手机,背后其实都是基础研究的原理,包括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等,而材料、加工等基础研究,才是后续行业应用、提升生产力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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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在技术应用层面全球领先,但在底层的核心技术研究,包括材料、制造装备等领域,仍与国外有差距,原始创新力不足。

很遗憾,我们这块投入是远远不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基础研究占比首次突破6%,尽管有所提高,但与基础研究占比与发达国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从日本的突围看转型方向

其实,类似中国的经历,也同样在日本出现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发起“突袭”,很快,日本就从全球第一半导体强国宝座上跌落,松下、东芝、富士通等半导体部门先后被出售。

避其锋芒,日本选择进军高精尖材料,并在关键时刻彰显“功底”。去年7月初,日本对韩国祭出出口管制令,加强光刻胶、氟化氢和氟化聚醯亚胺等3项半导体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管制。

就产值而言,这些关键材料不起眼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却可以让整个产业链停摆,比如,日企的氟聚酰亚胺和光阻剂分别占全球产量的大约90%,氟化氢占大约70%,韩国几乎找不到替代供应渠道,这也使得三星高度紧张,掌门人李在镕火速前往日本展开紧急磋商。

这也不仅仅是日本在半导体原材料上有所突破。2019年10月,日本吉野彰教授获得当年诺贝尔化学获奖,以表彰他们为锂电池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这也是日本继2000年以来的第7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第19位诺贝尔奖得主。这着实令人惊叹。

仰望科学星空的突破之举,即便无法马上投入应用、实现商业和社会价值,但也为未来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在关键核心环节掌握话语权

对集成电路产业来说,模仿、跟随的模式已走到尽头,但产业的日新月异,也在创造的新机会。谋划从底层构建开始构建自己的技术产业生态,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箭在弦上。

一方面,国产材料、设备、工艺要尽快“补洞”,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集成电路是一个全球化非常彻底的产业,难以全部都自己做,正如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所言,国内目前都在提“国产替代”,但是到底要替代什么,是需要去深入思考的,替代是要用先进的东西替代落后的东西,而不是要用落后的东西替代人家落后的东西,那是没希望的。

另一方面,中国要以更大的开放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并在一些关键环节集中突破,从“人无我有、人有我强”,到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全盘封闭的国产替代,反而更容易遭遇边缘化。

目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更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投入总量看似很大,但是单个项目投入强度不足,长期积累下来看似什么都有,实际上真正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与其面面俱到“撒胡椒面”,不如在关键核心环节占据高地,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与其苦苦追赶,不如在某个领域掌握核心科技,等待产业链成熟并用上该技术。如此,任何霸权挥舞大棒时也是要忌惮三分。

探索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自身的发展新路径,无法急功近利,终究是要回到对基础科研领域的持续投入,探索举国体制下的研发支持、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

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强调,各类企业都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做彻底,把技术做到极致,在本专业内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企业。我们也同样需要对准基础研究的“城墙口”冲锋,借助基础研究的溢出效应,方能在产业链环节中占据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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